目前我的工作,是在一份区级内刊,或者说是没有刊号的区级报纸当小编。除了琐碎的民生新闻,还担任了副刊的编辑。
副刊编辑,听起来多么文艺的工作,多么有历史感的工作。是的,喜欢读书的小孩,总有多多少少的文学梦想。我们的稿件来源,除了动员认识的人给写点小散文,一部分是区内的一些文学爱好者的投稿,多数都是从事文化工作而退休的老爹爹,另一部分是邮箱的投稿。
那三四个老爹爹,是很认真的人,一笔一划、字里行间,都很执着。许多句子语法有错,或者叙事方式比较刻板,还有喜欢掉书袋,卖弄典故的,可我喜欢这样的文字,比那些无病呻吟的小资小说可生动多了。
有位朱姓的80来岁的老爹爹,最近投来一篇《初为人师的经历》,写的是50多年前的教书匠生活。其实里面有许多时代感的东西可以挖掘,这些故事,和我们80后已经很遥远。全文四千多字,我打算删掉一些无关痛痒的段落,放个3000多字的大稿子。
可是,这个念头在刚开始的时候就被主编大人扼杀了。这个稿子与主题无关。与我们和谐、美丽的城区无关。于是他就被缩小到1000多字,挤在报纸的小小一角里。
主编大人的话自然很有道理。何况我们的副刊,用稿比较随意,文字多少,往往根据排版的时候能排进多少字为主。我常常在排版工具上,大段地删,或者帮原作者胡诌两句,使得文脚整齐。我只是想做完版面,可以回家睡觉。终于在每天的繁忙中,终于心里想得只是如何高效完成工作,而没有反复深思了。
我还记得我的处女作,发表在上海的《少年文艺》上。第一次,编辑周国愉老师把修改意见发给我,我自己改稿子,再寄去的时候,周老师还特地打电话给我,寻问我一个字的差别。小小的我能被这样的尊重,一直心怀感激。
大段地删改别人的文字越来越使我产生了负罪感。文字是作者的心意的表达,无论表达好坏,始终都是神圣的。如果我的稿子发给我这样的编辑,我宁可敝帚自珍。
现在的很多都市报或者某些大报,总有很多留白,如果稿子的篇幅撑不满整个版面,那就空着吧。初次看到大为吃惊,而后,又觉得或许是一个好选择。
浮躁的心情,让作者们只要自己的名字被印刷出来就是胜利,或为稿费或为知名度,或为发稿量,或为考核达标(新闻稿),署名成了最重要的事。和我一样,他们在生活的压力下,终于心里想的只是如何高效地达到目的而已。
常常投稿来的作者,家住天南海北,可是他们总是天涯若比邻。比如八一建军节,都是对部队的回忆;比如罗京去世了,搭边不搭边的,全都投来回忆罗京的稿子;比如所有人都爱夜读;比如所有人都向往着美好的乡村生活;所有人都怀着对父母的感激而难以言语;所有的父母都无私地、默默地奉献着;所有人都能见微知著;所有人都爱水乡,都爱喝茶;所有人对书、对艺术作品的理解都比我还浅薄;所有人都感激着妻子或者丈夫;所有人都有很多浅显的励志故事和哲理故事;所有人都会说,人生,就像是……或者爱,感天动地……
面对这些,除了把他们打入冷宫,还有什么余地呢?并不是写得多么糟糕,而是,肉眼都能看出太多编造的痕迹,功利的心态。所以,当我看见那些老爹爹的回忆录的时候,我怎么能不被感动呢?
我把原稿全文附上,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
初 为 人 师 的 经 历
朱 祥 林
做人的事实在难说,谁知道这一辈子会怎样过。
五十多年前,也就是1955年,我如愿考上了当时尚在青岛的名校山东大学,读的是名师云集的历史专业,高高兴兴地离开了杭州,成了一个调干大学生。那几年我心中满怀青春的欢乐,眼前一片光明。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,立志做一个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,如同我们当时仰之弥高的老教授们那样,在绿树掩映的小楼里,坐拥书城,对着窗外蓝天碧海,思接千古,情系八荒。这就是我想像中的未来,似乎触手可及,只是一步之遥。
但是,造化弄人,经过了以后几年人所共知的变化,这一切如同海市蜃楼一样,转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1959年我毕业后,被分配到一个山区的中学去教俄语。那里在1958年大跃进中办起了只有两个班的高中,但找不到师资,外语课停了整整一年,就这样我去顶下了这个缺。
这个山区在昌潍地区,是1947年才从诸城、莒县、日照三县交界处的丛山叠岭中诞生的新县。因境内有一座曾被苏轼守密州时誉之为“奇险不减雁荡”的名山五莲山,因此这个县就叫五莲。这里是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的故乡,为当年华东局的所在地,是个名符其实的革命老区。
记得当年我由潍坊乘长途汽车经诸城到达五莲县城,在车站办公室旁的一块空地上下了车,经过了附近为县政府所在地的一个十字路口,这是当地最为繁华的地方,犹如南京的新街口。那里只有三间平房,一间是邮局,还有两间是新华书店和百货公司。三间房各占一角,还有一角还空着。再走里许,就是当地的最高学府,我将要在这里开始教学生涯的五莲一中。这学校范围不小,但尚无围墙,只是在大门两旁疏疏地围上一些篱笆。进门靠右是大礼堂和伙房,靠左是两行长长的教室,再走过横在一条小溪上的石板桥,就是两旁植有几株高大法国梧桐的大办公室和大小操场,最后才是宿舍区,全校的建筑物全为石砌平屋没有楼房。我报了到,安顿了行李。当时正是反右倾高潮,晚上都在办公熬夜。当天晚饭后我就到了办公室,在我的办公桌上,只见煤油灯下静静地放着一册《俄文教学》和几本教科书,就这样开始了我其后长达数十年的教学生涯。正是在这一刻,我似乎突然理解了千百年前如柳宗元、苏轼这样的古人。前者初到柳州,曾说此处岂不足为政?后来他为当地做了不少好事。后者晚年渡海至海南,几乎居无定所,尚为当地士人解疑释难,其影响直到今天。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。”这里是革命老区,同样是为人民服务的广阔天地,是可以大有作为的。
但是,话这样说,要做到,真是谈何容易。我虽然在大学里学过俄语,但只是一门课,不是专业。就是以高中课本中的单词来说,大部分没有学过。翻开高三的俄语课本,我自己都是睁眼瞎,不知道里面在说些什么。这样的水平,怎能教学?怎能在二年之中教完三年的课程?这山区的外语教学,当时离了我几乎是地球不转了,我又能到哪里去请教?过去只知道“学然后知不足”,如今到了这当口,我才深切体会到常为世人忽略的另一句:“教然后知困。”我是真正地被困住了。
唯一的一根稻草和出气孔,就是桌上的这本《俄文教学》。我不仅从中学到不少教学经验,还从这里得到了不少信息,去订了一些包括俄华大辞典在内的参考书,还有与课本同步的唱片。特别是从这本杂志中知道了国内许多中学的地址,按图索骥,与它们建立了联系。其中平度一中,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课文中的疑难,真是雪中送炭,大旱逢霖雨。
当时学校高中部已有两个年级,一共四个班,学生都是从全县范围内选拔上来的。高二,当时称一级,也就是说这是第一届。高一称二级,意思是第二届。到现在这学校应该已是数十级了,外人不明白这个意思,一时很容易闹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那几年,外语每周可能规定5节课。一级要两年完成三年的外语课程,所以加1节每周6节。这样我教四个班每周22节课,经常是这个班下课,出来就是进另一个班。那时候年轻、身体也好,一天四、五节课下来还要批四个班的作业,竟然不成问题。意外的是这样一课课,一册册教下去,三年的俄语教科书,竟然毫不费力地拿下来,看课文简直与看中文一样。这才体会到教学相长,水涨船高的老话实在有道理。
有人或许会问,这两年要教完三年的俄语教学任务又是怎样完成的?这一点我是经过了通盘考虑。从实际出发,我放弃了费力最多而以后用处并不太大的汉泽俄的要求。把高中三年全部单词计算了一下,平均每节课需要听写10个俄译汉的单词,一个星期后再合起来,从60个中抽查10个,一个月从240个中再抽查10个。抽查的单词不用多,这与验血一样,何必把全身的血抽光再全部验过,只需一滴就行。这样既可有计划地督促学生复习,又不多占课堂时间。层层递进,使学生对背单词像炒黄豆那样越炒越熟。这种教法,必然是单词先行。比如课文才上到第5课,而单词早已到了第10课。由于单词早已熟读,所以上课文也就事半功倍,轻车路熟。而练习还要靠后,要在上完课文的基础上再做,重点是练习可以熟练语法的“连句”,最后再做汉译俄的练习。这样,真正上完一课书要花很长时间。它的好处是可以让一课书变换着各种不同的方式,提出各种不同层次的要求,处于几乎没完没了的运动之中,这就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学过以后不再接触而迅即遗忘的老毛病。
但是,在实际教学中即使备课再充分,也难免有学生在课堂上突然提出你意想不到的问题,一时难以回答。幸而我毕业时一位有过教学经验的同学曾经说过,在这种情况下,千万别不懂装懂,应该实说,“让我回去研究一下再告诉你。”这句话让我受益匪浅,帮助我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。有意思的是当初我买回了与课文同步的唱片后,发现我原来的一些发音,特别是清浊辅音并没有分清楚,有些语调也不确切。因此我把错误的部分除了在课堂上公开向学生说明并纠正外,还把唱片在课后找机会让学生反复聆听和模拟。我还记得当年二级有两位小同学,竟然跟着唱片模仿得惟妙惟肖,真正是青出于蓝胜于蓝,我做老师的从心底上感到自愧不如。后来其中一位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,有一年我回杭探亲,路过上海时曾去看过他。他说当年外语考得不错,拉分不少,对我非常感激。我听了心里也感到安慰,这一番心血总算没有白费。当然,这是后话。再说光阴如箭,转眼间到了1961年夏天的高考。一级两个班的学生脚上穿着利用破旧胶鞋底或轮胎做成的五莲凉鞋,跟着校领导到邻县诸城,跟那些不少人带着手表的学生同场应试,我心里实在没有底,这样教出来的学生能行吗?直到几天后他们回校,领导、学生都反映外语考得不错,这才使我心中放下了一块大石头,对自己的教学也有了自信。展望将来,我以为高中三年的外语教学,应该有一个通盘的打算,可以与下围棋一样,认真研究开局、中盘、官子,以独创的思路与定式,达到预期的效果。但是,高中外语学得再好,也太迟了,至少应该从初中学起。根据我自己的亲身体会,从我们这里的条件出发,完全可以边学边教,边教边学。只要发音、语调正确,其余的都不成问题。因此与校领导研究,选中了一位有教学经验,责任心强,人称“金嗓子”教地理的王玉英老师来教俄语。她跟着我学了几课书以后,1961年新学期开始,即在初一四个班开出了外语课。就这样一直到1964年她顺利地送出了这一届初中班,因此到1966年文革前,五莲一中已经有了学完六年俄语的毕业班。但是,也正是1964年的时候,中苏关系恶化已经很明显了,因此学校也以同样方式,加上几个过去学过英语的教师,在初中及时开出了英语课。当地初中学生,对外语很感新奇,有着浓厚的兴趣,有些学生把课文叽哩呱啦地背得滚瓜烂熟,比高中生强多了。这时初中部初三还在学俄语,其余两个年级已在学英语。为了增加学生学习外语的兴趣,1965年我们编了一个小剧,剧情就是在国际少年儿童夏令营中,三位不同国籍的儿童不期而遇,一个说英语,一个说俄语,一个说汉语。为了减轻孩子负担,说英语、俄语的除了相互问候这几句外,其余的都是在背自己的课文。但表现出来的却是又说又笑,神态逼真地在交谈。这个剧在那年六·一儿童节在县礼堂参加演出,在笑声中引起了观众极大的兴趣和赞扬。但这样的场景以后再没有出现过,第二年6月文革开始,这些事也就无从说起,我的教学生涯也就戛然而止,由此经历了十年的浩劫。到文革结束,1978年我调回家乡杭州,在五莲整整二十年,实际教学不足十年,只送走了五届高中毕业班,能够工作的机会实在太少了。
从1978年到今天,转眼间30年过去了。30年后的五莲一中已经是今非昔比,大大地变样了。今天它已经成了一所占地面积110.6亩,拥有32个高中教学班,240名教职工,1900名在校生,集教学楼、办公楼、教职工宿舍楼、学生公寓楼、餐厅楼与一座极顶上一颗硕大镀铬钢球在闪闪发光的综合大楼,全校总建筑面积近万平方米的五莲最高学府。从1987年开始,山东全省文理科高考状元几次都出在这里,考上清华、北大以及历年的全国学科奥赛屡创佳绩的学生比比皆是,从而使这样一个边远山区的学校成了在山东驰名远近的名校。《大众日报》前几年曾发稿誉之为“人才摇篮”。十年前我曾重游故地,除了那座在更加高大的法国梧桐下默默无语的大办公室,依然还是旧时模样外,再就是宿舍区还保留着一间当年的宿舍外,整个学校简直是彻底变了一个样。我曾在这里渡过了二十个春秋,可我完全认不出来了。至于那位曾经共事过的王玉英老师,在1986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,现已退休在家含饴弄孙,颐养天年,过着幸福的晚年了。我当然为这样一个翻天覆地般的变化而高兴。至于我自己从调回家乡后,才开始教我的专业历史,在学生中组织“历史访古兴趣小组”。1990年退休后还在不少学校如浙大附中,美院附中教过课,一直到2003年才离开讲台,似乎是上天有意弥补我当年耽误了的时光。新世纪开始,恰逢西湖一期又一期的大改造。我躬逢其盛,以自己那点微不足道的文史知识,对家乡的建设,事无巨细,知无不言。南线建设雷峰塔暗层白蛇传故事的浮雕,新湖滨风波亭的重建,都曾留下了我的意见。三评西湖十景活动中,也被评上了“热心市民”。近几年写的几篇东西如《殷墟我见——读<殷墟的发现与研究>》、《故宫南迁陷京文物遭遇质疑——读马衡先生<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>》、《市井大隐李笠翁》、《半闲坐论宋平章》以及《南宋官窑随想》等等,也都先后被有关书刊收入。我现在写这些东西,一无所求,只是一生读书所得,一吐为快而已。想不到年轻时所想的那些,到头来绕了一个大圈子,在晚年尚能依稀相随。如今窗外虽不见碧海蓝天,但山色湖光,尚能朝夕相处,得以优游岁月。幸目明耳聪,尚能健饭,劫后余生,有此足矣,更有何求!